张万银近日读萧乾的回忆录《搬家史》,不由得想起我的搬家经历来。它虽然只是我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,但也留下时代的印记,形成对岁月变迁的微观记录。1981年我从师范院校毕业,回到母校——小兴安岭南麓一座工厂的子弟中学任教,当时只有21岁。那时候国家提倡晚婚晚育,实行福利分房制度。因住房紧缺,分房得慢慢排队,所以结婚成家的事不在我的青春日程表上。和父母住在一起,衣食无忧,我一心在教育的平畴绿野上耕耘。一晃7年过去了,我已超过晚婚的年龄,成家之事逼到眼前,但大红喜字不知贴到哪儿——没有住房。百爪挠心之际,一位教过我的老师伸出援手:她即将调回上海,临行前把她家住房的钥匙交给我;又帮我做学校领导的工作,说分房应该优先考虑踏实工作的青年教师,他们“安居”才能“乐业”。经过恩师的一番运筹,终于把她的楼房转给我